20世纪50年代，面对帝国主义核威胁、核讹诈，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果断决定研制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广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它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同志2011年1月26日在看望航天科技专家孙家栋院士时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创造“两弹一星”伟业的广大建设者和创业者的高贵品质和精神支柱。研制者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淡泊名利、无私奉献，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个人志向与民族复兴紧紧联系起来，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伟大奋斗中。
1951年，于敏从北大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现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此后的10年，他从头学起，孜孜不倦。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有出国留学经验的他，成为国际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
1961年1月，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接受了热核武器原理预先研究的任务，从此隐姓埋名30年，投入到新的神秘研究领域，从一个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一下转移到多学科、应用性强的大科学领域。这是于敏职业生涯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为了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的氢弹，他和同事们废寝忘食、昼夜奋战。氢弹原理非常复杂，研究中常常“山重水复疑无路”，但每个人的心头都像燃着一把火，决心赶在法国前头研制出氢弹，为祖国争光。那是理论部的黄金时代，科研大楼的夜晚常如白昼。1965年9月，一场创造历史的上海“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于敏带领的团队终于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基本完整的物理设计方案。不久，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于敏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可以欣慰了。
1956年秋，王淦昌作为中国代表来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60年，他组织并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为祖国争得了荣誉。1960年底，他谢绝苏方的挽留，回到中科院原子能所，并把在苏联省下的14万卢布全部捐献给正在遭受自然灾害的祖国。
刚刚起步的我国核工业，就遭遇了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严冬。有一位苏联专家临别时说：没关系，我们走了，你们还有王淦昌。1961年4月，王淦昌接受了研制核武器的任务。从此，他以身许国、隐姓埋名，放弃自己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从事核弹研制的全新事业。多年后，回想当年“愿以身许国”的初心，他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1958年，邓稼先在钱三强的竭力推荐下，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核武器研制事业中。在接受研制核弹历史重任的那天夜晚，他对妻子许鹿希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了它死了也值得！从此，在公开场合，邓稼先的名字连同他的身影都销声匿迹。他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在京郊高粱地里兴建研究所，在去罗布泊国家试验场的路上颠簸，在云雾缭绕的山区指挥核弹研制……他对年轻大学生动员说，干我们这个工作，就要甘心当无名英雄，一没有名，二没有利，还要吃苦；做出的科学成果又不许发表论文。
1963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为争取时间，根据上级指示，邓稼先和他领导的理论部班子原封不动地转移到氢弹的研制上去。他克服重重困难，将自己的命运和氢弹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一举突破氢弹技术难关，成功试验第一颗氢弹建立卓越功勋。
他长期甘当无名英雄，为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奋斗了28年。1986年，积劳成疾的邓稼先被癌症夺去生命。在生命最后一个月里，他28年的秘密经历才得以披露。临终前，他所关心的仍然是如何发展我国的尖端武器，并语重心长地说：“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制过程中，包括邓稼先在内的大量骨干都是钱三强推荐的。后来，钱三强常常因为推荐了这些骨干，使他们远离家人、与世隔绝，甚至身体落下毛病而心中不安。有一次，他遇到一起开会的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教授，表示歉意说：我那时把您的儿子吕敏搞到新疆去了，这么多年没有回来，给家里带来困难。那时候的吕敏，已经在核试验基地工作了20多年了，他从父亲处得知这件事，很感动，特意给钱三强写信说：这个事情我不后悔，总算给国家干了点实际有用的事，知识分子能有这个机会，是不容易的。
同样是钱三强推荐的程开甲，是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领头人。他不但自己来到基地，而且于1969年举家迁往罗布泊，全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84年才回到北京。后来，程开甲被问及参加核试验最难忘的感受是什么，他激动地说：有了原子弹，中国人才真正挺直了脊梁。我们为核武器事业而献身，为的就是让我们的祖国能硬邦邦地站立于世界。我们做到了……
在我国导弹和核武器两个试验基地，有数千名职工，他们不仅自己在戈壁沙漠工作了一辈子，许多人的第二代、第三代至今仍然留在那里。
核武器研制事业辉煌而又神秘。它的神秘，需要用无私的精神支撑，用严酷的纪律维护。有一位工程师接到秘密调令，按规定她瞒着丈夫，借口出差，神秘地从家庭中消失，来到遥远的罗布泊，承担测试技术研究工作。半年多后，在孔雀河边的一棵树下，她与自己的丈夫意外相逢。原来，她丈夫也与她一样，接到秘密调令，并且与她在同一支特种部队里。由于沙漠无垠，他们比邻若天涯。
前来罗布泊指挥作战的张爱萍将军听到这个动人的故事，流着热泪来到那棵树下。他说，就叫它夫妻树吧，它是一座纪念碑！
这样可歌可泣的故事在罗布泊不知道上演过多少幕！核武器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他们建立的功勋永载史册，他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不断激励后人接续奋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创造“两弹一星”伟业的广大建设者和创业者的坚强意志和立足基点。
1956年春，中央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
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新技术协定，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方将供应我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供应我国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等。中苏“10·15”协定签订后，中央决定组建导弹和原子弹研究院，开始实施导弹、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勘测靶场和建立特种试验部队的计划。当时，以钱学森为代表，包括任新民、屠守锷等在内的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很快集中到导弹研究院，仿制苏联提供的教学和科研弹P-1和P-2（后来的“东风-1号”）。
同时，数以万计的朝鲜归国志愿军、大学毕业生、工人和技术人员，陆续来到一片戈壁大沙漠上安营扎寨。他们放下枪支和笔杆，扛起镢头和铁锹，在沙碛地上支起帐篷、搭起锅台；冒着炎热的高温，顶着扑面的沙尘，打井开荒，展开了一场生存之战。经过两年多的苦战，原来空荡荡的大戈壁上，矗立起星罗棋布的建筑，飞机场、发射阵地、技术区、发电厂、铁路、公路、医院、礼堂、通讯设施，以及大片的部队生活区。导弹试验基地奇迹般地建起来了。1958年冬，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开始建设；1959年春，马兰核试验基地开始建设。
当仿制P-2导弹的工作正按计划紧张进行，导弹已运抵发射场，一切准备有条不紊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我国政府，决定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不等中国答复，于25日又通知说，在华全部苏联专家将在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前全部撤完。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苏方撤走了在导弹研究院工作的全部专家，带走了他们掌握的全部技术资料。听到这些情况，毛主席早有心理准备，语重心长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17天，我国用国产液体燃料成功发射一枚苏制导弹。第83天，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
此后，中央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大批专家和科技骨干从全国各地迅速奔向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第一线。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迅猛地发展起来。正如钱三强说的：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民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原子弹比导弹更复杂，花费更大。早在1955年初，中央就作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中央决定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组织实施原子能工业。1958年9月底，苏联援助建设的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使用。我国从此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中国核工业建设的速度大大出乎苏联方面的预料。按照中苏协议，苏联答应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一些技术资料。此时我们迫切需要的正是这些，却等来1959年6月下旬苏方暂缓援助的通知。1959年6月这个特殊的日子，也就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596”。
在核弹爆轰试验之前，必须解决理论计算数据问题。在国外严密封锁的情况下，邓稼先率领理论部已有的十几人，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开展了大规模的运算。他们用手摇和电动计算机、算盘和钢笔，喝着白糖冲开水的营养补品，含辛茹苦、夜以继日地把原子弹的设计轮廓勾勒出来了。爆炸力学、中子输运、核反应、中子物理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核试验系统工程的龙头终于扬起来了。
1966年10月下旬，在我国本土成功地进行“两弹结合”试验。通过几次重大试验，我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苏的尖端事业发展新路子。从采矿、冶炼、加工直到最复杂的科学研究工作，都采用了各种因陋就简的办法，该精则精，能简则简，使我国尖端事业在简陋条件下以较短时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1971年8月，当邓稼先与挚友杨振宁相逢，杨振宁问起中国原子弹是不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杨振宁在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收到邓稼先写的信，说他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这封短信给了杨振宁极大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
正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精辟指出的：原子弹不是武器，它是一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创造“两弹一星”伟业的广大建设者和创业者的科学态度和“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核武器研制与试验是一项规模大、技术复杂、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关涉研究、生产、试验、使用各个部门。1962年，毛主席在罗瑞卿转报二机部两年规划的报告上批示：“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研制试验核武器，国家共组织了五个方面的科研力量，即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的科研力量。据统计，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攻关会战。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战”；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小型化研究中的“五朵金花”“多种外源”方案等等，都充分显示了群策群力集体攻关的威力，使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研制两弹，除了以独立自主攻克理论难题外，尤其需要大力协同攻克工业技术难关。
尖端武器需要许多新型原材料。据统计，仅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至少有5600种之多。这么多的原材料研制，没有全国一盘棋的大力协同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何况除了新型材料，还有电子元件、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等七个大方面工作。聂荣臻把这些称之为国防尖端事业的“开门七件事”。这“开门七件事”，成为当时科研战线家喻户晓的动员令，动员全国数以百计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进行协同攻关研制。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工业落后的中国在短时间内造出原子弹，靠的就是全国的大力协同，靠的就是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这也说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成功的秘密所在，是中国的优势所在。
科技工作主帅聂荣臻率先提出科研工作管理上要按“三步棋”走法来安排，即主管部门和科研单位都要树立“三步棋”的思想，一个是正在研究试制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个是正在探索的更新型号。他说：“至少要看三步棋，不能走到哪算哪里。”用通俗说法总结，就是“手里干一个，眼睛看一个，脑子里想一个”。与聂荣臻感情颇深的钱学森晚年曾说：“聂老总在导弹研究院刚建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出系统工程的口号，但实际上很多做法，都是按系统工程的办法来干的。”“按系统工程的办法来干”“至少要看三步棋”，正是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精神的具体实践。
在国防尖端项目研究“缩短战线”政策调整中，为了集中力量搞两弹，人造卫星研究悄悄退到一旁。当两弹事业告一段落，人造卫星研制也提上了日程。当时，长征一号火箭的研制举步维艰。为了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成功，1967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孙家栋临危受命，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他从方方面面挑选出18个搞导弹的、搞卫星的、有系统工程经验的、有特长的技术骨干，承担卫星本体的研制任务。钱学森说：希望你们18个人能成为航天十八勇士，为中国的卫星，闯出一条天路来！研制第一颗卫星，是我们的初战，以后还要搞返回式卫星、载人飞船。请记住，是卫星，是国家的航天事业，把我们结合在一起。
孙家栋带领十几个青年人开启了中国人探索太空奥秘的创业之路。工程需要一种二十几个插针的插头，孙家栋找到上海无线电五厂，才帮助制造出来。1969年底，长征一号火箭第一次发射遭遇了挫折。但很快于1970年1月30日再次发射取得成功。六个地面卫星测控站也建成了，陈芳允等科学家对外国卫星进行跟踪观测，证明中国测控网性能优良。卫星发射时所使用的通信线路全都是靠电线杆架起来的明线。为防止有人破坏，各地动员了数十万民兵，从发射场到各个观测站，在全国数万公里的线路上，保证每一根电线杆下面，日夜有人值守。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终于发射成功，从此拉开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
我国“两弹一星”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千万人的奋斗和创造，辉煌和光荣属于每一个在这条战线上的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无名英雄，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属于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
来源：人民政协报
